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金融保险机构国债手续费财务核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
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煤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加强财务管理，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国债手续费财务核算办法，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现行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按照规范金融保险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国债手续费收入应列入金融机构的营业收入统一核算。
上述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二、以前年度未列入营业收入核算并有手续费收入结余的金融机构，必须将结余的国债手续费收入全部列入营业收入核算。
三、国债手续费收入列入营业收入后，按照财务及税收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并根据国债发行办法中规定的手续费范围使用。
四、各地财政厅（局）应尽快将本通知转发到所辖各地方性金融机构。
五、本通知自二○○○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2000年8月31日
梁丽案刑法与道德问题的思考

龙城飞将


　　长沙黄强律师给我留言，告诉我他写了关于梁丽案件的研究《梁丽案刑法思考》。读了之后，觉得他观点正确，言简意赅，值得研究或关心梁丽案件的人们思考。兹将我对他的一些观点的看法写下来：

一、 黄强律师的观点优于许多法学专家

　　黄律师分析梁丽案件的文字不长，却道出了案件的实质,这是那些口若悬河的专家们所不能比的。口若悬河的专家们使人们更加迷茫，因为N个专家N个观点，至少有N-1个观点是错误的，也许N-0个观点都是错误的。而言简意赅黄律师却是句句在理，令人信服。建议关注梁丽案件的人们读一下黄强律师的文章。

二、 梁丽案件不是复杂案件

　　我一直主张，在刑侦阶段有疑难案件，由于线索不足、刑侦的技术水平以及刑侦人员的经验与能力等因素，在刑侦阶段必然会有一些案件成为人们的疑难案件。有的疑难案件随着以后的形势发展出现了新的线索，案件得以侦破。比如当年几乎掉了脑袋的云南杜培武、湖北佘林祥以及掉了脑袋的聂树斌等案。有的案件经专家亲自参与就把别人侦破不了的疑难案件侦破,比如著名刑侦专家李昌钰侦破了许多别人的疑难案件。有的已经侦破的案件经著名专家重新鉴定侦察又成了疑难案件，同样是李昌钰把有重要杀妻嫌疑的辛普森拉出了面临刑事指控的泥潭。
　　但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就不应当再有疑难案件，因为我国的刑法早就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简单来说，我国的法律规定已经很现代化、西方化了，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存疑有利于被告等现代西方的法制原则已经明确地进入到了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文字里。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理阶段，检察官和法官根据侦查机关提供证据确认事实，再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起诉与定罪量刑。
　　黄强律师说：“一个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司法实践竟然要花数月之久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他道出了梁丽案的实质，事实上，这也是许霆、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等案中的司法实践：这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证据不足或法无明文规定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停止起诉或停止审理，或做出不起诉决定，或做出存疑而无罪的判决。实质的情况是，在这些案件中司法实践都是过度的作为，过度地进行司法活动，把司法活动大大地越界到本不该做地方，本来该做的事又不去做。司法实践如此违背法律，就是违背了法意，同时也是违背了民意。在梁丽和许霆案中，是民意，实质上就是法意，把司法拉回到法治的轨道上的，至少是使它靠近法治的轨道。

三、 某些法学专家其实不懂法

　　黄强律师惊叹：“同样的刑法……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关法学专家等公开评论，长篇大论，竟然看法……有如此大的差异”。
　　如果这些专家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评论，梁丽案件就不存在什么争议。梁丽在机场的行为是小葱伴豆腐，一清二白。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应当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活动。事实清楚后公安应当决定不送交检察院，检察院在接到公安移交的资料后应当立即决定不起诉。为什么梁丽短短几十秒的行为，以后几个小时的行为却被司法机关羁押了九个半这么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机关此时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
　　法学专家说梁丽有罪，并且从各种犯罪的理论那里来论证。民众说梁丽没有犯罪，他们是直观的理解。
　　没有法学学历与职称的民众的直观理解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说法律的规定实质上是反映了民意。
　　而挂满各种花环的法学专家们却用理论来诠释法律，没有法律依据却用法理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因为法律的事情要用法律的规定来解决。在他们的口里，法律和法理分不清，主张用法理来给梁丽和许霆这类行为定罪；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和外国的法律分不清，主张外国类似情况有法律规定定罪，在中国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也要依照外国的法律定罪；他们盗窃罪与侵占罪分不清，比如何兵教授声称“梁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应无异议。若依严格之法理，尚涉嫌构成盗窃罪”；他们“窃取”和“捡”分不清、侵占罪与职务侵占罪分不清、侵占罪与不当得利分不清。
　　专家的影响很大，这就使得具体的司法人员不敢直接遵从法律的规定，而是看专家们怎么说。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种专家的口水大过法律，口治代替法治。

四、 专家们说梁丽犯盗窃罪站不住脚

　　梁丽的如下情节证明她不是秘密窃取：
　　机场有录像监控，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在监控视频监视下。
　　梁丽捡后将该纸箱放在残疾人洗手间但并没有马上打开查看。
　　梁丽将自己拾到物品的事情告诉其他同事。
　　梁丽委托同事把捡来的东西拿到珠宝商店去鉴定真伪。
　　梁丽知道失主在找该纸箱后，与同事说过明天归还。
　　梁丽将该纸箱拿回家，但没有立刻转移给“同伙”去销赃，虽然她有贪便宜的思想，
　　梁丽存在想占有捡来别人遗忘或遗失物品的侥幸心理，但她的主观思想并非有预谋的盗窃。
　　一些专家主张梁丽犯了盗窃罪，但是专家们对梁丽的所作所为所持观点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引起人们对国内专家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怀疑。

五、 专家们说梁丽又构成侵占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我有多篇文章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希望专家们读一下我的文章：《如何界定盗窃罪与侵占罪？——从许霆案与梁丽案说起》[1]、《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与何兵副院长一些观点进行商榷》[2]。

六、 有的专家把梁丽的行为归到了职务侵占罪

　　刑法271条规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不知持梁丽犯职务侵占罪的专家们如何解读这个法条。

七、 不能简单地评价梁丽的道德水平

　　如果将人们的道德水平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梁丽属于哪个层次呢？人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梁丽的行为要在道德上作否定的评价，自然，她很容易被划入道德的低层次。我也曾经持这样的观点。
　　但是，一个网友的留言提示我对梁丽的道德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梁丽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我的一篇文章《处理梁丽事件的思路》[3]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我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得出结论，希望方家能够批评指正，希望大家能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