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罪的对象——生命的开始与终结
王立军
故意杀人罪，被加罗伐洛称为自然犯罪，这个罪名蕴涵着刑法对人之生命的绝对保护原则，即“举凡具有生命之自然人均在刑法的保护之列，而不问自然人之生命价值、生命能力、年龄、性别、种族、宗教、职业、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 人是指有生命的人，而不问有无生存能力。因此，“临死的病人、无生长希望的婴儿、畸形儿、已接受失踪宣告的人、受到死刑的判决者都无妨。” 换言之，作为杀人罪的对象，只要符合人的条件，不能在其杀人与否的性质上称量人的差别。生命权受绝对保护的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漫长的的中世纪不平等的身份关系，与之相应的社会下层人被杀害的随意性亦被打破，那种把奴隶作为殉葬品而为社会习俗所容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杀人罪的对象是人，其侵犯的法益是人的生命；若侵犯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身体的健康、若侵犯的不是人而是胎儿、若“杀害”已经结束了生命的“人”，都不能成立杀人的犯罪。 那么，胎儿究竟达到一种怎样的形态才能称为人，人的身体变化达至一种怎样的标准才成为尸体？换言之，作为杀人罪的对象的人，它的始期和终期如何确定？
一、生命的开始
关于人的生命的开始，民法的理解一般以出生之后的婴儿可以独立呼吸的独立呼吸说作为标准。刑法的理解是否需要与民法的理解相一致，即刑法上杀人罪的对象与民法上权利享有的主体，其认定的标准是否必须一致，学说上尚有分歧。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韩忠谟教授认为“自然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乃法所明定，刑法关于生命身体法益之保护当然系以出生后死亡前之自然人为对象，至出生前之胎儿，关于其利益虽以将来非死产者为条件，同受法的保护，究不得谓为已取得生命身体法益之主体资格。胎儿何时出生，说各不同，约有脐带切断说、全部露出说、一部露出说、独立呼吸说诸种主张，民法解释上以独立呼吸说较为有力。关于刑法就个人所设之保护规定，应以何时为个人人格之起点，见解亦颇不一致，日本学者多赞同一部露出说者。鄙见以为人之权利能力即系始于出生，而出生与否亦有一定标准，即不应因民刑法之适用而有所差异，认为独立呼吸说乃人之开始，立论正确，则刑法之适用亦当同此解释，方为合理。” 与此相对，刘清波教授认为“故我国民法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云者，其学说不一，而学说承认胎儿与母体完全分离，尚系生存者为通说，其分离之原因，系由出生或人为，与脐带已否割断，皆非所问。然分离母体后，必须独立呼吸保有生命，而非死产，即使得以刹那间能够独立呼吸，亦得谓人。……刑法上之观念则否，凡得以侵犯之客体者，即为人，故采一部露出说，即于胎儿一部露出之际，加以杀害时，即不得谓堕胎，应以杀人罪论之。” 著名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也认为“按民法上所讨论出生问题，乃在于确定自然人成为权利义务主体之时间，惟刑法上之出生问题，则事关自然人之生命法益保护开始点，故刑法上之见解，不必与民法一致……。” 我认为林山田教授和刘清波教授的观点是可取的，考虑生命权绝对保护的原则以及刑法保护法益的特殊性，刑法上关于人之出生的标准不必追求与民法一致，概前者着眼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法益，后者则着眼于权利的享有。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大冢仁教授所言：“关于区别胎儿和人，民法上的通说是全部露出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与作为权利能力的主体的人相关联，与应该保护其生命•身体的刑法上的人具有不同的趣旨。”
关于生命开始的认定，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的对立：一、阵痛说。阵痛说认为孕妇有规则的阵痛是分娩的开始，它意味着胎儿与胎盘的分离而为有生命之婴儿。二、一部露出说。这种观点认为胎儿若有部分产出母体之外时即为出生。因为既然胎儿已露出身体的一部分，便已不能视为胎儿，而应为刑法所保护之婴儿。三、全部露出说，即以胎儿之身体全部露出，完全与母体分离时，才算具有独立生命之婴儿；没有露出母体或只有部分露出者仍是胎儿。四、独立呼吸说，这种学说认为胎儿能够独立呼吸，始为出生。阵痛说在过去是德国和法国的通说，只是现在德国改变了观念，阵痛说现在仍然是法国的通说，一部露出说是现在日本的通说。 在采取阵痛说的国家，一般规定有杀婴罪，一旦母亲开始分娩，胎儿变成为婴儿，可以成为杀婴罪的对象，如果没有规定杀婴罪，而采取这种学说，则扩大了杀人罪的范围。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学界的通说为全部露出说，即把出生认为是脱离母体，脱离必须是完全的，即婴儿的整个身体必须以带入外界，但不必要求脐带被剪断，婴儿是否能够独立的呼吸则不重要。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为独立呼吸说，司法实践也是采独立呼吸说。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宜采以“独立呼吸说为主而兼采其他学说的折衷说”。 我国究竟采哪种观点更为适宜？有观点认为，“就大陆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大陆刑法没有规定堕胎罪，不需要考虑堕胎罪所保护之胎儿与杀人罪所保护之婴儿相互衔接的问题，从保持理论研究之系统性与维护实务操作之连贯性的角度出发，大陆刑法理论乃至刑事司法实践所采纳的独立呼吸说是较为适合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采独立呼吸说，那么，假如当胎儿已经露出母体，尚未独立呼吸之际，主产医生立即故意扼住其咽喉，使其窒息而死，既不能视为堕胎（我国刑法上无堕胎罪），又不能视为故意杀人，则将出现对生命权利保护的空挡。” 我认为把阵痛说作为生命开始的标志有使得杀人罪的成立过于提前的缺陷，而把胎儿与婴儿的区分标准确定为胎儿是否已经完全脱离母体之外独立呼吸则是使得杀人罪的认定失于迟后，不利于刑法对于人之生命的保护，全部露出说可以说是部分克服了以上两说的缺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胎儿尚未完全脱离母体而被他人侵害的案例，这对于有堕胎罪规定的国家，处理上似乎不存在问题，但在没有规定堕胎罪的国家，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如此一来，从法益保护的观点出发把部分露出说作为胎儿向婴儿转化的标志，胎儿部分露出母体就可以认定为杀人罪的对象，则成为理论的必然。对部分露出说，有观点批评说“对母体内的胎儿也能插入器具等[直接]加害。”、“如果一旦露出一部后又返回母体内部算作人则不合乎情理。” “胎儿一部露出母体，可能生出来就是死体，或者一部露出后立刻就窒息死亡，现代医学单凭一部露出难以证明其出生的状态，如果对之进行加害构成杀人罪，显然不尽合理。” 我们认为，对在母体内的胎儿插入器具直接加害的情形只能按照堕胎罪处理，但是在我国当前，应按故意伤害罪处理；因为没有堕胎罪的规定，如果看不出有对母体的侵害，则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如果在对部分露出时的胎儿加以杀害，之后胎儿又由于种种原因回到母体之内的情形，也必须认定为杀人罪。还有学者认为“根据有无独立攻击的可能性来区别客体的性质是不合理的，应该以值得作为杀人罪保护客体的人是否存在来作为区别的标准” ，但是，作为杀人罪对象的认定，是为了解决胎儿发展到什么阶段值才得刑法加以保护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以是否能受到实际的攻击作为认定的标准呢？我认为，这并没有混淆问题的逻辑。
二、生命的终结
关于人的死亡，学说上主要有脉搏停跳说、心脏停跳说、呼吸停止说、瞳孔放大、脉搏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的综合说、脑死说等观点的对立。在大陆法系国家，综合说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脑死说正逐步变得有力 ；在英美法系国家，脑死说也是占据上风 。我认为，从死亡的不可逆转性以及究竟人体的什么器官死亡就会引起人不可逆转的死亡这两点出发，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脉搏停跳、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等已经不具有不可逆转性，但从目前的医学水平看，一旦脑死亡，则很难恢复其功能，所以脑死说的观点有力化有科学的依据。不过，从当前的情形看，如何判断脑死亡尚且是个困难的事情，一旦把脑尚未死亡的主体认定脑死亡，将会导致对生命权的过分忽视，正如大冢仁教授所言“如果从作为人的存在性由脑机能所规制来看，脑死说在理论上是妥当的，但是，在当今的医学水平中脑死的判断尚有不确定的东西。为了慎重地确定死亡时期，还不得不根据综合判断说。”
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把综合说作为判断脑死亡的标准，晚近部分学者提出了把脑死说作为死亡的标志的观点。 如有学者认为，“就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大脑既不能移植，也不能用器具来维持其功能，将之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准比较稳定，不必面临复杂的医学实施问题。”我国新近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首次采取心跳停止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死亡标准并存、两种选择自主的方针，在死亡的认定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为了人体器官的移植把脑死亡的人认定为已经死亡，从而移植其器官，这本身就存在一个法益的衡量问题；另外，如上所述，如何认定脑死尚且存在疑问，况且为了移植器官认定人死亡与为了惩罚犯罪认定人的死亡时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实践中，有大批所谓被宣布脑死亡的植物人，这些人是否能被社会公认为已经死亡，对之实施杀害行为是否能不被社会承认为故意杀人尚且存在着疑问 ；另外，也有被宣布脑死亡又恢复成正常人的案例 ，这些情形如何处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个人的东西，人的死亡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所以仅仅以医学的需要为标准，还不能令人接受。所以，我认为，目前仍然应当把综合说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一来，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的一段话，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启发价值：“什么是脑死，脑死判定标准何在的问题，本来是自然科学、医学上的问题。但是，是否应当将脑死作为人死的标准，不仅是涉及当事人本人，而且也是和当事人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区有关的社会性问题。其中，还存在以科学的合理主义无法评价的情绪性的神秘实体问题在内。在此意义上讲，人死，是富有社会评价的社会实践问题。在我国，尽管在法律家以及医生当中，脑死说正在逐渐渗透，但是，全体国民却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因此，全面引进脑死说，恐怕还为时尚早。”
综上，我认为为了扩大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保护，应当以一部露出说作为生命开始的标志，以综合说作为认定死亡的标准。
[1]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1页。
[2][日]木村龟二著，顾肖荣等译：《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19页。
[3]只是在符合刑法有关错误的理论时，存在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余地。
[4]韩忠谟：《刑法各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330页。
[5]刘清波：《民法概论》（上），作者发行1990年版，第32页。
[6]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2页。
[7][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8][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10] 参见[英]J·W·塞西尔·特纳著，王国庆等译：《肯尼刑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J·C·史密斯、B·霍根著，李贵芳等译：《英国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11] 刘明祥：《人的出生与刑法对人生命和健康的保护》，载《武大刑事法论坛》第二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13]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14] [日]前田雅英著，董?舆译：《刑法各论讲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印行，第12页。
[15] 安翱、杨彩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16] [日]西田典之著，刘明祥、王昭武译：《日本刑法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7] [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8] 参见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9] [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0] 参见刘明祥：《脑死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
[21] 据报道，美国人苏珊在被宣布为脑死亡后仍然产下了女婴。苏珊今年26岁，曾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17岁时，她患上严重的黑素瘤皮肤癌，后经过切除手术，病情稳定下来，她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毕业、找工作、结婚……然而就在今年5月7日晚，苏珊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突然昏迷。经医院诊断，她身上的癌细胞已扩散至脑部，脑部功能完全停止，被确诊为脑死亡。当时，苏珊已怀孕15周。地时间8月2日，被宣布脑死亡近3个月的苏珊安全产下一名女婴。像苏珊这样的人是否能被社会接受为死亡存在很大的疑问。《美国再现植物人生育丈夫称不再维持其生命》，
2005-08-04，http://discovery.chinabyte.com/404/2057904.shtml。
[22] 例如，我国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一次火车事故中头部受重伤被宣布为脑死亡，后来在我国中医的诊疗下苏醒的事例。
[23] [日]曾根威彦著，黎宏译：《刑法学基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口支援西藏法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口支援西藏法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对口支援西藏法院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七月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对口支援西藏法院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推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进一步提高西藏法院服务大局、为民司法、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现就进一步做好对口支援西藏法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 深刻认识做好援藏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1、深入开展援藏工作，对于大力推动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抵御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继续做好援藏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紧紧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以智力援助为龙头，以项目援助为支撑，努力使西藏法院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司法能力进一步增强，基础设施和装备进一步改善，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3、援藏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对口支援原则。与中央确定的对口援藏关系保持一致，确定人民法院对口援助关系。二是保障重点原则。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重点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向民生倾斜。三是合理规划原则。把长期规划与阶段性安排结合起来，把解决当前困难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三、加强人才和智力援藏工作
4、努力解决西藏法院法官短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合理分配“十一五”期间所增编制的基础上，积极协调中央有关部门适当增加西藏法院的编制。开展政法干警定向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西藏法院定向培养不同学历层次的法律、双语人才。继续开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考试试点工作。认真推行法官助理试点、西部基层人民法院志愿服务行动，缓解人员短缺压力。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逐步提高法官待遇，减少法官流失现象。
5、努力做好人才援藏工作。改进援藏干部选派和管理工作，健全管理办法和考核机制，严格选派条件，提高选派质量，关心援藏干部的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其家庭的特殊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使其在藏安心工作。在切实完成中央确定的援藏干部任务基础上，有条件的援藏法院可以选派优秀法官进藏工作，逐步将援藏干部工作面扩大到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受援法院的需求，选派网络专业技术人员短期进藏工作，培训网络技术人员，参与西藏法院网络建设的项目审查、质量监督、工程验收和运行维护，解决网络运行中的问题。积极协调组织人事等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援藏干部的各项政策待遇。
6、加强西藏法院教育培训工作。制定支援西藏法院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加大对西藏法院教育培训扶持力度，实行西藏法官参加国家法官学院指令性培训免费制度，并逐步扩大培训规模。定期派遣讲师团赴藏巡回授课，适时为西藏法院法官开办培训班，选派专家讲解司法难点、热点问题。联系专家教授进藏进行司法考试考前培训，提高西藏地区法院司法考试通过率。充分利用网络等先进技术，积极推广远程教育模式。
7、支援西藏法院法律书库建设。积极开展藏汉双语法官培训教材的编纂、出版工作。继续做好向西藏法院赠送《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司法类报刊和相关法律书籍工作。对口援助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赠送相关法律书籍等学习、参考资料。
四、加强对西藏法院的业务指导
8、加强案件审判指导。尤其是加强对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涉青藏铁路案件、因矿山、草场、虫草等资源纠纷引起的群体性案件以及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的审判指导。对事关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敏感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要加强监督指导，积极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沟通，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9、积极开展调研工作。加大对西藏法院调研工作的支持力度，在重点课题招标等方面给予倾斜。对涉青藏铁路案件、旅游案件、因矿山、草场、虫草等资源纠纷引起的群体性案件等展开深度调研，并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10、加大工作交流力度。援藏法院应主动将各自在审判工作、司法改革、法院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介绍给西藏法院。西藏法院每年可选派部分法官或工作人员到内地法院挂职锻炼或跟案学习。通过双向交流、学习，不断提高西藏法院的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司法管理水平。
五、加强物质援藏工作
11、推动建立西藏法院办案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针对西藏法院维稳任务重，法院系统社会管控、办案成本高及案件增长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协调财政部，推动建立西藏法院办案业务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确保西藏法院所需办案业务经费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
12、加大对西藏法院业务装备建设的投入。最高人民法院在会同财政部制定人民法院装备配备标准时，充分考虑西藏法院维稳任务重、现有装备水平低的现状，对西藏法院所需的业务技术装备、综合保障装备、司法警察装备优先列入装备配备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力争尽快达标，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全额保障。
13、积极落实中央对西藏法院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政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国家发改委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将西藏法院新建或改扩建的基础设施项目纳入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方案，并在项目和经费安排上予以优先考虑。充分考虑西藏法院特点，争取将西藏法院特殊的维稳等设施列入《人民法院法庭建设标准》。
14、积极支持西藏法院实施“温馨工程”。全国法院要积极支持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西藏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实施“温馨工程”项目，改善法官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着力解决西藏法院人才难留、队伍不稳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争取从本院经费中筹措800万元，帮助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启动林芝进出藏干部中转站建设项目。各对口援藏法院要积极筹措资金支援西藏73个基层人民法院“三小温馨工程”（小应急备勤室值班房、干警活动室、小生活服务室）和7个中级人民法院“二小温馨工程”（应急备勤房、干警活动室）建设，力争三年内完成。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应组织各基层人民法院本着“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细化项目内容，按照编制人数和规定标准，实事求是地提出对口法院援助的资金数额，确保如期实施。
六、合理设置西藏地区人民法庭
15、切实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在“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基础上，按照有利于开展巡回审判的要求，及时合理调整、科学布局西藏地区人民法庭的设置。配置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和巡回审判工作的装备，完善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加强巡回审判点建设，有效解决人民群众诉讼难等问题。
七、加大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藏区法院的支援力度
16、认真研究落实支援四省藏区法院的具体措施。四省高级人民法院要结合本省藏区法院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根据各自的特点，坚持强化政策支持和发挥自身潜力相结合的原则，完善省内援助机制，研究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做到协调推进、共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配合四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制定支持藏区法院发展的项目方案和具体政策措施，帮助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把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八、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建设
17、不断完善援藏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纵横衔接、各司其职、协调有序、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努力形成最高人民法院援藏工作指导小组统筹协调、援藏法院认真履责、受援法院组织实施的工作格局。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对援藏工作的规划、指导和管理，协调和落实相应政策和措施，着力解决援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对援藏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总结经验、表彰和奖励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加强正面宣传，树立优秀典型。
18、对口援藏法院的工作要求。高级人民法院统一协调、安排本省（市）对口援藏法院的有关工作。援藏法院要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援藏工作领导机构，具体负责援藏工作的落实、管理和协调。要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到整体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要认真寻找两地优势资源的结合点，不断拓宽对口支援领域。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努力将援藏项目和预算资金列入到本级政府对口援藏整体规划之中。
19、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职责。要认真落实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好援藏工作的要求，定期组织对援藏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和监督检查，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援藏项目建议，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援藏项目的进展情况。要加强与对口援藏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联系沟通，统筹协调解决对口援藏法院在支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要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全区法院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司法能力，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受援法院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接受援助项目的准备工作，主动与对口支援法院联系沟通，加强协调与配合，认真组织援藏项目的实施。建立并完善援助项目和援藏资金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努力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用。做好援藏干部的接收工作，关心援藏干部在藏的工作和生活，积极为援藏干部工作学习创造条件。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附：全国法院对口支援西藏法院一览表
全国法院对口支援西藏法院一览表
对口支援单位
对口受援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
江苏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基层人民法院
上海
山东
黑龙江
吉林
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及其基层人民法院
湖南
湖北
安徽
山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其基层人民法院
广东
福建
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其基层人民法院
天津
重庆
昌都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其基层人民法院
浙江
辽宁
那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其基层人民法院
河北
陕西
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其基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