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政府


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全民体育健身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聊城市全民体育健身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1月6日市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聊城市全民体育健身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普及全民体育健身活动，增强公民体质，维护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山东省全民体育健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全民体育健身活动的组织、开展、指导和管理，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使用和维护，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全民体育健身活动是指由政府倡导全市公民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
　　本办法所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社会力量建设和举办的，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公益性体育健身场（馆）、中心、场地、设备（器材）。
　　第三条　开展全民体育健身活动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注重实效和科学文明的原则。
　　第四条　每年5月为本市全民体育健身月。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是全民体育健身活动的主管机关。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全民体育健身的相关工作。
　　凡举办全民体育健身大型竞赛活动必须到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六条　市、县（市、区）应成立全民体育健身领导小组，领导辖区内的全民体育健身工作。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全民体育健身工作必须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并积极组织符合基层特点的全民体育健身活动。
　　第七条　全民体育健身工作作为创建文明城市以及精神文明评比表彰等活动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结合工作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全民体育健身活动。
　　各类社会体育组织应当按照社会团体管理规定和章程，积极组织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鼓励社会力量组织开展全民体育健身活动。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体育健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开展全民体育健身工作所需经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全民健身专项资金，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第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加大体育执法检查力度，提高依法治体水平。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全民体育健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健身设施


　　第十二条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设置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本级城市规划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对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标准、规模、功能、用地定额指标、建设选址等规定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本级公共体育设施设置规划，报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建设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可以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2020年前全市达到人均体育场地1.3平方米。
　　第十三条　统筹规划做好全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2010年前，市一级要建成能承办全省综合性运动会和全国单项体育比赛中心；县（市、区）都要建成一处全民体育健身中心，具有标准塑胶跑道的体育场，具有一定规格和规模的体育馆、游泳馆。
　　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应当因地制宜，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体育健身设施。
　　第十四条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计，符合实用、安全、科学、美观的要求。
　　建设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特殊要求，并采取无障碍措施，满足各类人群进行体育锻炼的需要。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设体育健身设施。体育健身设施的规划设计未达到国家和省有关规划技术要求的，规划行政部门不予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建设体育健身设施的资金，由建设单位承担。
　　新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体育健身设施，应当与居民住宅区的住宅建筑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组织验收时，应当有体育行政部门参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体育健身设施建设项目的使用性质和功能，不得缩小建设规模和降低其用地指标。
　　第十六条　旧城区、公共场所及农村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和维护所需资金，由政府投入、捐赠资金、体育彩票公益金三部分组成。
　　第十七条　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所选用的体育器材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技术标准。
　　体育健身设施应当符合保障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的要求，并在醒目位置上标明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使用、维修、更新、安全、卫生等管理制度，定期对体育健身设施进行维修保养，保证正常使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面向社会的各类体育健身设施和体育健身经营场所。
　　鼓励向全民体育健身事业捐赠资金或者设施。捐赠人依法享有税收等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向社会开放，公布开放时间，并在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延长开放时间。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健身设施向社会开放。
　　学校的体育健身设施应当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向学生开放；在不影响教学和学校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向社会开放。
　　第二十条　公共体育场所的空旷地带和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园应当对公众晨练和晚练活动免费开放。
　　第二十一条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及场所向社会开放，不需要增加投入和专门服务的，应当免费开放；需要消耗水、电、气或者器材有损耗以及需要有专门服务的，可以适当收费，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由市体育行政部门、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实行有偿使用的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军人免费开放或者给予优惠。
　　体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加强对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经营管理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管理单位不得将设施的主体部分用于非体育活动，但因举办公益性活动或者大型文化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出租的除外。临时出租时间一般不得超过十日；租用期满，租用人应当负责恢复原状，不得影响该设施的功能、用途。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不得侵占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预留地或者改变其用途。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预留地的，或因公共利益确需拆除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四章　健身活动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将体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家规定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并配备必要的体育设施，加强对学生的体质监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设体育课，并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组织开展“两操、两课”活动，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每学年至少举行一次全校性体育运动会。
　　第二十五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本单位特点，制订体育健身活动计划，组织工作人员在工作前或者工作间进行体育锻炼，并开展经常性的体育健身活动。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年举办一次体育健身运动会，并向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举办城市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和其它各类竞技体育比赛，推动体育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县级以上体育教育、训练机构可以利用现有的场地、设施、器材和技术人员，组织举办各种体育健身俱乐部、夏（冬）令营、培训班等，传授、推广、普及科学、实用的体育健身知识和方法。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发掘、整理民族、民间的传统体育健身项目，开展传统体育健身活动。
　　第二十七条　公民进行体育健身活动，应当讲科学、讲文明，遵守体育健身场所的管理制度，爱护体育健身设施和环境，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影响其他公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禁止利用全民体育健身活动从事封建迷信、邪教、色情、暴力和赌博等违法活动。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体育健身科学研究，推广科学的体育健身新方法、新项目、新器材。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络等大众传媒，应当积极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体育健身项目和方法。
　　第二十九条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认定标准和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社会体育指导员按照技术等级证书确定的范围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健身运动技能传授、科学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宣传科学的体育健身知识。
　　鼓励体育教练员和学校体育教师等体育专业技术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体育健身的指导（辅导）工作。
　　第三十条　在全民体育健身活动中从事体育技能传授、锻炼指导的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
　　第三十一条　公共体育场所应当按照体育健身项目要求，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体育健身活动。
　　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必须配备具有相应执业资格的体育健身指导人员。
　　第三十二条　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应当依法设立，合理收费，配备具有相应职业资格的体育健身指导人员，提供安全、优质、科学、文明的健身服务。


第五章　体质测定


　　第三十三条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颁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国民体质测定方案，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　市体育行政部门建立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站。监测中心和监测站要配备专业测试人员和合格的体质测试器材，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和监测工作。
　　第三十五条　加强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建设，每3年进行一次全市性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指导群众科学健身。
　　第三十六条　提倡市民每年参加体质测定，及时了解体质状况，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体质测定。
　　市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公布体质监测结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的，由规划行政部门责令建设单位，限期补建；逾期未补建的，由规划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侵占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预留地或者改变其用途的，由国土、规划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做出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侵占、破坏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设施损坏的，应当赔偿损失；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体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从事经营性社会体育健身指导的；
　　（二）社会体育指导员超出技术等级证书规定范围从事经营性社会体育健身指导的；
　　（三）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社会指导活动中以欺诈手段牟取利益的。
　　第四十一条　体育、教育、规划、国土、建设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浅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胡铁民



目前，法学界、法律界对于在我国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也初步的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的主体以及赔偿标准等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对此，笔者拟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供探讨。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首先应涵盖人身权的全部内容。
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因此，首先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人会担心扩大这一范围会导致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并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会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消极影响，取决于的它的适用是否慎重，而扩大适用范围，只是为了更加充分的保护人身权，两者并不矛盾。
其次，还应将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提高到立法的层次上。对于死者人格权的保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确认死者家属和近亲属享有诉讼权的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公开性较之法律都有许多不足，所以应从立法上加以确认。死者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是与死者的人身权该不该受到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权利，也无法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骗，利用死者肖像作商业广告，揭露死者生前隐私，毁损死者名誉的。诸如此类的行径不仅仅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给死者的近亲属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论是从保护死者及其近亲属利益的角度还是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都应对死者的人身权进行保护。既然对死者的人身权必须进行保护，那么就必然要对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认为，“死者近亲属得请求两种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代死者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权行为本身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1]
(二)、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主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我们这里讲的主体，是指权利主体，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已得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在此不再赘述，仅就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阐述。
1、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有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或法人，我国立法承认了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基于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
保护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定代表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寝食不安，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2、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的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
三、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
（一）、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2]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3]（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
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
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4]。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注释：

[1] 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2000年第2期，第35页。
[2]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