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


2005年1月28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是指行使行政执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职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权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领导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工作。
省、市、县人民政府部门领导所属机构的行政执法工作，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指导或者领导下级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
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领导本系统下级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
第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本条例的贯彻实施。省、市、县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工作。
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原则。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违法干预行政执法。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经费统一由财政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八条 行政执法活动依法接受社会和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

第二章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

第九条 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省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派出机关或派出机构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以行政执法机关的名义，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行政执法机关承担。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行政执法人员定期组织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能力。

第三章 行政执法行为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第十三条 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为行政执法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规定不一致的，以地方性法规为行政执法依据。
第十四条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不得作出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对当事人的处罚应当与其过错相适应，并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依据和理由。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应当遵守法定程序。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执法程序未作规定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体现公正和效率要求的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报共同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将本机关的职责范围、行政执法依据、行政执法程序以及相关事项向社会公示。
第十九条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系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
（三）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行政执法人员的回避，由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说明依据和事项，否则当事人有权拒绝。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滥用行政执法权；
（二）违反法定程序；
（三）违法委托行政执法；
（四）野蛮、粗暴执法；
（五）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
（六）徇私枉法；
（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涉及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依法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作出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当事人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向当事人开具法定票据、清单，妥善保管扣留财物，不得擅自使用或者处分；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时限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取得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不得规定行政处罚指标。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依法应当受理的各项许可、确认、裁决等申请事项，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审查、办结。
法律、法规、规章对审查和办结时限未作明确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因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办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一次性告知其不予办理的依据和理由；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逾期不能办结的，在期满前报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并告知申请人，但延长时限最多不超过10个工作日。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实行统一执法文书格式制度。国家对行政执法文书的格式无统一规定的，由省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制作本系统的统一文书格式，报送省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未设省级行政执法部门的，由市人民政府所属的行政执法部门制作本系统的统一文书格式，报送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应当立卷归档。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实施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或者配合。

第四章 行政执法监督

第二十九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监督。
第三十条 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监督。
当地人民政府发现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存在问题时，可以向其提出改正建议；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不采纳改正建议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向其上级部门提出改正建议或者提请省人民政府依法实施监督。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检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和本单位执法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省、市、县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情况组织评议、定期考核。
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行政执法中的过错行为依法追究责任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评查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
第三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接受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行为应当接受行政复议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进行的审查，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及时、全面履行。
第三十六条 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违纪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发现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接受执法检查、评议和质询。
第三十八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听取本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建议和批评。
第三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依法出庭应诉，并履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或者裁定。
第四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核实。对情况属实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对于影响重大的问题，应当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第四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有权投诉、举报。受理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执法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负责人或者负有主管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检查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
（二）规定行政处罚指标的；
（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严重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违法行政行为社会影响恶劣的；
（四）超越、滥用、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违法委托行政执法，造成某一方面行政管理秩序混乱的；
（五）拒绝接受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或者对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查出的问题拒不改正的；
（六）指派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
（七）拒不履行或超过规定时限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九）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机关暂停其行政执法工作；情节严重的，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并由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滥用行政执法权的；
（二）执法态度恶劣，粗暴、野蛮执法的；
（三）对控告、检举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打击报复的；
（四）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五）非法收费或者截留、坐支、私分、挪用罚没财物的；
（六）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涉嫌犯罪案件没有移交，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擅自使用扣留物品或者由于管理不善致使扣留财物严重受损或者灭失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九）未依法开具法定票据、清单的；
（十）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


　　摘要：两岸刑事法对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俱设有惩罚明文。因违法的情状不同，故在立法模式、构成要件、行为样态、刑罚种类与程度等方面，均有差异。是否可以扩展合作领域，以共同打击该类犯罪，亦值研究。
　　关键词：假冒伪劣商品、药事法、食品卫生管理法、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一、 前言
依字面解释， “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分为假冒和劣质商品两种类型。可能存在假冒和劣质商品的范围至广，包括食品、药品、农业生产原料、卫生医疗器材等均是。生产、销售该类“假冒伪劣商品”，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经济秩序，还可能对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我国台湾地区的”塑化剂”，与大陆地区的”三聚氰胺” 事件，均为例证。两岸刑事法对之亦都设有惩治明文，惟因法治环境?违法背景不同（注1），故相关规定，无论在立法模式、犯罪构成、行为样态、刑罚种类与程度等，彼此均有相当的差异。如能配合两岸刑法理论，予以系统地比较分析，相互借鉴，相信对双方学术研究与实务操作的完善，均有裨益。
其次，有鉴于近期两岸在协议共同打击犯罪工作上，成果斐然。是以就能否扩展双方合作领域至上述不法行为，其中有无窒碍，本文并予着墨，期以就教于先进。
二、 两岸相关规定比较
（一） 关于立法模式
严格来说，台湾地区法制中并无所谓“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一词，将其专项列入研究者，亦不多见。为利比较，笔者乃逐一对照大陆地区《刑法》相关规定，于台湾地区主刑法与特别刑法中，查找出相同或类似的刑罚处罚规定，整理如下：
1、规定于《刑法》（主刑法）
具??⒁?第 11 章《公共危险罪》第 191 条：”制造、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妨害卫生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第 191之1 条：”对他人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物质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项）”将已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混杂于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者，亦同。”（第2项）”犯前二项之罪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项）”第1项及第2项之未遂犯罚之。（第4项）”；第 192 条第1项：”违背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之检查或进口之法令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
2、 规定于经济刑法（附属刑法）（注2）
条项繁多，包括《药事法》第 82-89 条；《食品卫生管理法》第34条；《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1-23、26 条；《烟酒管理法》第46、48-50条；《农药管理法》第45-49条；《饲料管理法》第26、27条；《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第33、35条；《环境用药管理法》第42-45条；《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27条等。
至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假冒伪劣商品犯罪”，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1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140-150条；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与2011年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此外，并以２００１年４月５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7月8日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6月25日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16-24条；；2009年2月24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85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抓紧从严打击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的通知》；2001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加上若干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典型案例，如”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999年总第59期）等，作为上述《刑法》条文的补充规范。
由立法来看，大陆地区对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法律调控，是经历一个由粗疏简单到缜密详备的过程。之前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主要系依据1979年刑法典中关于制造贩卖假药罪、投机倒把罪、假冒商标罪、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玩忽职守罪来进行定罪处罚。并未集中、系统地规定该类犯罪。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各种相关犯罪案件日益严重突出。为适应现实需要，1993年7月2日人大常委先通过《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增加了定罪内容，并调整法定刑度。1997年修正刑法典后，在上述基础上，除专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保留《决定》的9种犯罪，又进一步统一了定罪量刑标准，也调整了部分犯罪罪状与法定刑幅度（注3）。
对比大陆地区的”集中式”立法，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仿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注4），采取前列”分散式”的立法模式，将与“假冒伪劣商品”相关的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于其《刑法》法典，与其他具有经济刑法性质的规定当中。
这种分散式的立法，与”立法院”议事效率不彰、刑法典大修不易、行政管理的方便，与国民政府迁台后因应非常时期、戒严时期或动员戡乱需求，大量制定特别刑法等现实因素，不无关系。客观地加以检讨，?立法模式优点在于：一、可配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针对市场商品种类与违法行为态样，分门别类，专项的调整因应。比如，台湾地区对于食品、健康食品、食品容器包装、食品添加物、药物、医疗器械、农药、饲料、动物用药、环境用药等，均分设独立处罚规定，调控范围即较大陆地区为广。又比如在犯罪样态上，关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表述，大陆地区规定的“生产”、”销售”，解释上包括一、掺杂、掺假；二、以假充真；三、以次充好；四、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注5）。虽简明扼要，但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难于把握（注6）。而台湾地区则是把各种行为形态，即”制造”、 ”加工”、 ”贩卖”、”供应”、”公开陈列、 ”意图贩卖而陈列”、”输出”、”输入” 、”供应”、”调剂”、”调配、”运送”、”寄藏”、”牙保”、”转让”、”分装”、”储藏”、”贮存”、”广告”、”标示”、”作为赠品”等一一罗列，相对具体明确，也降低了认事用法的概括模糊；二、立、修法上可保持弹性机动。以台湾地区1975年制定公布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为例，迄经7度修正，由立法之初的32个条文，增加到目前的43条。2010年1月27日特针对欧、美、日爆发的牛海绵状脑病或新型库贾氏症病例（狂牛症），修正第11条第3项。近日又为利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修正部分条文，将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牛肉，解禁开放进口，即为例证。
不可讳言的，就刑事立法政策与社会心理学观点言，此分散式的立法，也存在如下的缺点。一方面，因上述经济刑法，在体制上，是以民商、经贸、医事、农业等行政管理为主，?有于行为违反禁制规定情况严重时，始附带地科以刑罚。故虽有刑法的内在实质，却无刑法的外观形式，极易为社会大众与司法人员所忽略，造成刑罚威吓性被隐蔽，减低了一般预防的效果（注7）。另方面，也因逸脱了刑法法典原本较专业严谨的修正程序，立法当局可能出于疏忽，而将一些原应该赋予行政罚的违法行为，轻率地课加刑罚，致使大量的行政法规藉以变形为实质刑法，造成屡受学者批判的”刑法膨胀”或”刑法肥大症”现象（注8）。
（二）关于保护法益
台湾地区《刑法》上开规定，均列于其第11章《公共危险罪》。另参照各法的立法宗旨，如《食品卫生管理法》第 1 条：”为管理食品卫生安全及质量，维护国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 条：”为加强健康食品之管理与监督，维护国民健康，并保障消费者之权益，特制定本法”；《环境用药管理法》第 1 条：”为防止环境用药之危害，维护人体健康，保护环境，特制定本法。”；《饲料管理法》第 1 条：”为保持饲料质量之水平，促进畜牧及水产养殖事业之发展，以维护国民健康，特制定本法。”，足见法条保护法益，兼为社会法益与个人法益，认识上并无疑误。
至于大陆地区《刑法》中所规定的伪劣商品犯罪，?S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虽有不同观点，但依照通说，其侵犯的客体应属复杂（双重）犯罪客体，即除市场的监督管理秩序外，更重要的还包括不特定多数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有人即批判，应从重视保障人权角度出发，将比如第141条的生产销售假药罪，或第144条的食品安全犯罪，相应地修法，改置入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注9）。
（三）关于犯罪构成（犯罪数额）
我国台湾地区上述犯罪，除设有处罚加重结果之规定外，一般均属行为犯，无待犯罪结果发生即成立。并无如大陆刑法第140条”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或第147条（2万元为起点），对于犯罪构成，设有销售金额或犯罪数额的前提要件（注10）。
上开数额犯的限制，除在既未遂问题上，争议较大外。据研究，也导致了大陆地区司法实践中，一些行政部门以伪劣商品生产、销售者实际销售不足5万元为由，将该类行为仅科以行政处罚，草草结案，司法机关也据此不作有罪认定，致使大量仍处于未遂或预备阶段的伪劣商品犯罪，逃避了刑事追究，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注11）。
论者或引用（台）”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 4225 号判例”行为虽适合于犯罪构成要件之规定，但如无实质之违法性时，仍难成立犯罪。本件上诉人擅用他人之空白信纸一张，虽其行为适合刑法第335条第一项之侵占罪构成要件，但该信纸一张所值无几，其侵害之法益及行为均极轻微，在一般社会伦理观念上尚难认有科以刑罚之必要。且此项行为，不予追诉处罚，亦不违反社会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自得视为无实质之违法性，而不应以绳之以法”意旨，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尽管在其法条中没有”量的情节”限制，但并非一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即构成犯罪，只有该行为的违法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方令负担刑事责任。基此，故认两岸在犯罪构成上有相同之处。
然查，上开判例仅具有事实上拘束力，解释上亦只限于侵占犯罪始有适用。该判例固曾被留日学者引申作为”可罚违法性理论”的??例，但该理论尚有标准不明、易流于主观恣意导致不公、混淆犯罪构成中违法性要件的判断等诸多问题，故学界多不认同。况个人以为，台湾地区《形事诉讼法》第253条（检察官不起诉）、第326条（法院法官晓谕撤回或驳回自诉），已有”微罪不举”制度之设，犯罪质量轻微的不法案件，在台定罪机率极小，故上述判例的适用实益，不无疑问。
（四）关于行为犯与结果犯（结果加重犯）
按理，生产（制造）、销售（贩卖）假（伪）药、劣药，原即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大陆地区经《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在《刑法》第141条第1款删除了向来影响立案侦查与有罪认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降低入罪门坎以后，与相类的台湾地区《药事法》第82、83、85条等规定相比，两岸对于生产、销售假（伪）药、劣药犯罪，已同样定性为行为犯，即行为人只要单纯实现生产（制造）、销售（贩卖）假（伪）药、劣药的构成要件事实，无待任何结果发生，即足以成立犯罪（注12）。
另对于违反卫生管理规定，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制售，台湾地区《食品卫生管理法》于2000年修正，依新法第34条第1项规定，违反同法第31-33条关于食品卫生管理之规定，如其行为”不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属仅处以罚款、吊销其营业或工厂登记证照之行政罚的范围，仅其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始得依同法第34条第1项规定科以刑罚。故该类刑事犯罪，台湾地区不仅定位于结果犯，且为结果加重犯。相较而言，大陆地区《刑法》第143条，系以”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作为构成要件，故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之危险时，即构成此罪。学界通说认为，这种所谓”足以引起某严重物质性危害结果”的明示性规定，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志（注13）。基上，从实害犯与危险犯区分的角度言，对于食品安全，大陆地区掌握、制裁相关犯罪的纵深与时点，显然较台湾地区更为前沿。
又两岸的法条中，均可见到结果加重犯的特别规定，如台湾地区《药事法》第82条第2项、第82条第3项之”因而致人于死者”、”致重伤者”；《食品卫生管理法》第34条第1项之”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大陆地区《刑法》第141条第1款之”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143条之”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后果特别严重的”。针对上述大陆地区《刑法》所规定”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加重结果，有谓行为人对之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实施犯罪时，既可能希望有严重结果之发生，也可能是放任严重结果之发生（注14）。
上述见解，笔者不能赞同。盖因：一、所谓”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出于故意，已为违犯基本构成要件之行为，但因过失致生加重结果，该行为与加重结果具因果关系，且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虽能预见，但并未预见，而法律对之有特别规定加以处罚的犯罪。究其本质，可谓综合故意与过失的特殊犯罪类型。对于加重结果，如有预见，则应以使加重结果发生之未必故意犯论处，应不属结果加重犯之范畴（注15）；二、就大陆《刑法》第141条第1款规定而论，生产、销售假药者，如已预见其行为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仍放任为之，则于以上加重结果发生时，衡诸犯罪过程，该生产、销售行为，不过是故意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的方法而已。其恶性要远超过单纯的生产、销售。此际应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伤害或杀人罪论断，终非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结果加重犯可比（注16）。
（五）关于购买使用医疗器材者的责任
于我国台湾地区，倘无制造、输入、贩卖、供应、调剂、运送、寄藏、牙保、转让或意图贩卖而陈列等情事，单纯购买使用不良医疗器材的医疗机构或者个人，不过受有行政处罚，仅在造成重伤或死亡结果时，得按其《刑法》过失或业务过失犯罪论处（第276、284条）而已。
反观大陆地区，《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则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前款规定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并有偿使用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4款：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即按”两高”的司法解释，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的购买使用劣质器材，均应科予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并要从重处罚。
个人以为，此举或出自紧急防疫、控制突发灾情的需求，故藉加重购买使用者的刑责，来遏制劣质医用器材的蔓延。将经营行为等同于销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恐有下列理论上的争议：一、以司法解释"扩大"本罪适用（注17），等于创设刑法原所无的新罪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二、将虽然不知道，但”应当知道”，也纳入犯罪该当要件，似不符刑法”例外处罚过失犯”的原则；三、衡诸常情，医疗机构或者个人购买使用劣质器材，一般系出于贪小便宜、节省成本的?且心理，主观上恶性不大，客观上如并未有致人死亡、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仍视同可能危害多数人生命健康的销售不符标准医用器材罪，更予从重处罚，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无抵触。
（六）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从实践经验来看，假冒伪劣商品的危害，与国家监督管理体制的缺失或其所属人员的失职，实有密切关系。
我国大陆地区《刑法》第414条原规定，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追究刑责。为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道，体现重视食品安全，《刑法修正案（八）》49增设第408条之1，特别将食品监管渎职行为从滥用职权罪分离出来，单独设罪。解释上，?条第1款之”滥用职权”者，主观上包括直接与间接故意，而”玩忽职守”者，主观上是过失（注18）。
对比检讨我国台湾地区，倘公务员对于主管或监督商品、食品生产、销售事务，直接、间接图利、要求、期约、收受贿赂，或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共犯包庇者，虽亦有《贪污治罪条例》，或前揭特别刑法，例如《药事法》第89条公务员加重处罚条款，可予相绳。惟对于公务员的怠忽职务一节，台湾地区《刑法》于第130条明定的公务员废弛职务酿成灾害罪，却仅见适用于防灾、传染病检疫等少数侦察案件，加以实务将之定位为故意犯，不罚及过失（注19），故定罪机率大幅降低，或可能因此助长了该地区公务员的怠惰与侥幸心态，实属可议。
（七）与诈欺（骗）罪的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刑法》修正，废止牵连犯、常业犯规定之前，按实务运作，如行为人以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为业，则与常业诈欺犯罪之间，构成方法与结果之牵连关系，可从重论处以常业诈欺罪刑（注20）。修正之后，行为复数改采一罪一罚并合处罚（数罪?v罚），最高执行刑为30年（第51条第5款）。
大陆地区学者则认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在客观行为表现上具有欺诈因素，但存在真实交易活动，交易目标确实存在，具有一定成本，数量也是充分的，只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主观上在于获取有偿的暴利。故应与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商品，隐瞒交易真相，交易目标往往不存在，或标的无价值，主观上无真实交易意图，仅出于非法占有财物目的之诈骗罪，清楚区隔。但仍与合同诈骗罪间，存在一定的交叉竞合关系（注21）。
（八）关于刑罚的种类与程度
两岸对于相关犯罪，依据犯罪情节，均规定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主刑，与罚金、没收的从刑（附加刑）。较大差异，在于最高法定刑。不约而同的，两岸都将生产制造假（伪）药与食品下毒两种犯行，列为最重刑的科处对象。
依据台湾地区《刑法》第 191之1 条第3项，对他人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物质，或将已渗入、添加或涂抹毒物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混杂于公开陈列、贩卖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因而致人于死者（千面人条款），与《药事法》第 82 条第2项，制造或输入伪药或禁药，因而致人于死者，最高均可处无期徒刑。
同类犯罪，倘依大陆地区《刑法》第141条第1款，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与第144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同法第141条的规定处罚，则可科处死刑。
相形之下，显然大陆地区处罚较重。个人以为，关于科刑轻或重的问题，与各地区社会背景、人权法治与犯罪违害程度攸关，诚属仁智互见。但对于此类商品交易犯罪，基于确保经济发展，保障业者合法经营的观点，在立法上，选择以刑法介入市场领域之际，应极为谨慎，避免有过度目的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注22）。职是之故，除研究刑罚是否有轻缓的空间外（注23），其与行政罚之间的界限何在，两者如何分工，亦是一大课题（注24）。
二、 两岸共同打击相关犯罪问题
（一）共同打击犯罪范围
早期曾有自大陆地区运送伪药、禁药至台湾地区，于后者受理管辖时，引发法律上系属”单纯运送”或”国外输入”争议的案例（注25）。近期两岸社会，则均曾受到过对方”黑心商品”的威胁（注26）。随着双方交流开放与ECFA的签定实施，在彼此人员、货物的大量、自由、快速地流动中，跨连两岸甚至于涉及第三地的生产、销售、运输假冒伪劣商品相关犯罪，未来可能更形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