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望权的确立和处理

廖 君


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婚姻亦是家庭的纽带，婚姻的裂变已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婚姻关系解除后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如何行使探望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由此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抚育费纠纷及变更子女抚养权纠纷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该类纠纷不仅涉及父母本人而且往往牵扯着整个家庭及亲朋好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如何确立探望权、如何处理好探望权纠纷、对化解双方矛盾、更好地保护和教育好未成年子女以及对促进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探望权概述

探望权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后新增加的一项权利。

探望权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这一制度为处理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接受，确立探望权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制度发展的潮流；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亲属编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未成年子女全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全面交往有妨碍子女方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我国婚姻法在修正时，正式把探望权规定归非抚养子女一方父母对子女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规定了抚养子女的一方具有协助的义务，这个规定弥补了我国婚姻法中探望权制度的缺失，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或同居关系解除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享有按照我国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探望、关心未成年子女或与其短时间共同生活的权利。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义务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从法理上看，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归于消灭，但是离婚并不能消灭父母和子女间的身份关系。父母离婚后，子女还是父母的子女，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并没有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不仅是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也是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方对子女的探望权的法律基础。只要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存在，探望权就是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方的法定权利，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孩子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如何平衡父母探望的权利和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是探视权制度的关键。各国立法实践和婚姻法理论普遍认为：探望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只有在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下，才应该受到限制甚至暂时被剥夺。

探望权是和直接抚养权相对的一种权利。父母离婚后，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抚养方就成为子女亲权的主要担当人，取得直接抚养权，非直接抚养方的亲权则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也自然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也就是说，探望权不是产生于父母之间的协议，也不需要法院判决确认。只要直接抚养权一确定，探望权也同时成立，非抚养一方的父或母自动取得探望权。因此探望权的主体，只能是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而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则是探望权的义务主体，应该协助探望权人实现探望的权力。这种协助义务一般包括：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应该本着方便探望人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或者按照法院判决安排探望时间。当子女拒绝探望时，直接抚养方的父或母应该进行说服工作，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得设置障碍，拒绝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探望子女，否则就侵害了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二、确立探望权的必要性

1、确立探望权是当前形势下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离婚案件及由此产生的探望未成年子女纠纷不断增多，有些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很尖锐，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当事人发生探望权纠纷后要求人民法院解决，法院往往以无实体法规定又无司法解释为由不与立案，仅作为来信来访处理，即使协助双方当事人订立了探望计划，亦因没有用法律文书的形式固定下来，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作为协议执行保障，当事人往往会再次发生纠纷，而少数人以探望权纠纷立案受理的法院在审结制作裁判文书时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大多数表现出内容不统一，不规范和操作性的特点，对如何探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确立探望权势在必行。

2、确立探望权可以让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一方的父或母更好地实施监护权。父母子女关系是自然血缘关系，父母离婚后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仍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对其所生的未成年子女仍有管理和教育的权利。父母因故离婚，孩子或多或小却已无辜受到了伤害，作为父母应该把个人恩怨放下，尽心抚养孩子成人，但在实践中，有不少父母，由于法制观念不强或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其离婚后将自己的不愉快的想法逞给未成年孩子，在孩子面前故意中伤对方，有的则将与孩子共同的机会作为个人的特权，有时会出现以种种理由及各式手段阻碍、拒绝对方探望未成年子女，也不允许未成年子女看望要求探望的一方，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而监护权包括对未成年子女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教育及管理。父母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如果不能定期看望、教育子女或短时间与其共同生活，实现监护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探望权的确立，便能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3、确立探望权可以解决轮流抚养带来的问题。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深入，贯彻大多数成年子女均属独生子女，父母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子女的抚养费负担不是双方争论的主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事人不再会为抚养费问题过多的犯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未成年子女抚育权。因此，最高院作出规定，双方当事人在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情况下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可予准许。轮流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父母双方不能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痛苦，子女可以尽可能与父母双方继续保持正常的感情联络，避免因父母离婚带来的父爱或母爱的欠缺。然而，轮流抚养子女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受到入学、住房、父母身体状况等条件的限制，轮流抚养很难得到具体落实。未成年子女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经常改变其学习、生活环境，使未成年人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是十分不利的。探望权的确立，可以缓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维系亲情关系，消除他们的顾虑，让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一方尽可能与孩子保持正常的接触与联系，减少家庭破裂给他们幼小心灵带来的创伤，为他们看望教育子女提供法律保障。

三、探望权的行使方式

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和直接抚养权同时成立，因此不存在确权的问题。但是行使探望权，涉及到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因此有必要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我国《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了探望的时间、方式的两种途径：“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可见，法院审理涉及探望权案件中，要尽量使用调解方式，使双方当事人在探望的方式上自愿达成协议，有利于案件的执行，并且确定了“协议优先”的原则。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父母是因为感情破裂解除婚姻关系，父母在协商时可能会过于考虑自己的利益，故意提出不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有些直接抚养一方甚至拒绝就探望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法院应受理探望人的请求，依法就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作出判决。

一般来说，探望的方式可以区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探望式探望是指非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以探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是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如看望性探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活，但是不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和了解，但是直接抚养人则要承担不能和子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逗留性探望对探望人的要求也更高。探望人不仅应该具有较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得有如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如果一方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居住、生活条件差，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应该避免适用逗留性探望。逗留性探望还要求子女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一般只有在子女寒、暑假或其他假期时才能适用。人民法院应根据探望父母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根据不同探望方式的特点，确定探望的方式和时间。

同时，探望权人按照协议或法院判决具体探望时，还应该考虑子女的意见，如果子女在约定或判决的探望时间不同意，探望的父或母不得进行探望。

四、探望权的中止

探望权的中止，是指探望权人符合探望中止的法定理由，由法院判决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中止行使探望权的法律制度。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法律应该保护，但探望权也涉及到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可能损害相关人尤其是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加以限制。探望权中止制度，就是通过中止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内行使探望权，来保护相关人的权益。

《婚姻法》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望权。”由此可见，探望权中止的前提是探望权的行使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如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病，或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何谓“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婚姻法未作明确规定。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①旷课、夜不归宿；②携带管制刀具；③打架斗殴、辱骂他人；④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⑤偷窃、故意毁坏财物；⑥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⑦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⑧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⑨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当一方以探望子女为由，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子女实施以上不良行为或为未成年人实施以上不良行为提供条件，则足以构成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要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其探望权。此外，父母一方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有酗酒、吸毒等行为，或者暴力行为、骚扰子女的行为、绑架子女的企图等等，也可认定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中止探望权只是探望权的行使的障碍，并非剥夺，当以上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消除后，非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原享有的探望权应可恢复，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

五、目前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1、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或解除同居关系案件时往往对探望权不作明确规定，大多认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的探望权是不言而喻的，仅仅是就案办案，很少涉及探望权问题。因此，对待类似情况，应在查明案件事实，征询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就双方探望问题一并作裁决，以避免其他纠纷发生，减少讼累。

2、法院在判决探望权中止时应符合法定理由。婚姻法规定只把探望行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唯一的法定理由。探望权人的非探望行为即使可能危及子女的身心健康，也不能作为 探望权中止的理由。如探望权人没有支付抚养费，虽然也可能对子女生活、医疗、教育产生影响，但是这种行为是非探望行为，不是法定条件，因而不得以此为依据判决探望中止。

浅论请求权竞合与案由选择

黄登雄


　　请求权竞合、案由选择是人民法院在进行案件审理时，无论实体还是诉讼程序经常运用的两个问题，是法官审理案件和律师代理诉讼必须准确把握的。按照我国现阶段请求权竞合理论的通说，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自然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从而产生多个请求权，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其中的一个请求权实现，则其余的请求权消灭。请求权竞合的处理原则典型地规定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允许请求权的有限竞合。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以上内容节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11号（以下简称《案由通知》）。

　　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常常要求当事人必须列明案由，如果起诉状不列明案由，或者认为未找到恰当的案由，人民法院便不予立案。起诉状中列明案由后，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法庭查明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所选择的案由不一致，有的法院认为应当征求当事人是否变更案由，如果当事人坚持不变更案由，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同意变更案由的话，法庭则要求书面申请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得不为避免败诉的现实风险而书面申请变更自己认为正确或可能正确案由，但如果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和裁判结果不服提出上诉，则一审中自己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又对二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产生很大的影响，将己方置于很不利的地位。

　　一个争议事实发生后，相关当事人可能对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而且每种看法都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譬如在比较难区分的雇佣关系与承揽合同中，一个自然人在为另一个自然人进行建房施工工作的过程中因事故死亡，死亡人的亲属认为是雇佣关系，主张建房人是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列明案由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而建房方认为是承包给了死亡人施工，是承揽合同关系，死亡人是承揽人，建房方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诉讼的过程中，法庭认为依据现有的证据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认为原告方列明案由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与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一致，告知原告方书面变更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否则若坚持以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由起诉，由于起诉的案由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法院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很难不书面变更案由。我们知道，雇员受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的案由则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死亡人对造成自己死亡有过错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方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后，在收集证据以及辩论焦点方面便很难再坚持雇佣关系，否则便自相矛盾。那么，法庭要求原告书面申请变更案由是否合法？如果原告坚持不变更案由，且原告所认为的案由与法庭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符，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做法是否合法呢？

　　笔者认为，确定案由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而不是原告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原告在起诉时可列明案由，以利于人民法院在立案和审理时准确认定案由，原告也可以不列明案由，由人民法院根据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主张来确定。《案由通知》二、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显然，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起诉时并不要求当事人选择案由。尤其在当事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无异于将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拒于法院门外。况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还规定了“口头起诉”，在“口头起诉”的情况下，当事人更无力选择确定案由。

　　即使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法律也未规定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案由通知》四－3规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显然，该规定要求的是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亦即《民诉法》第108条第（三）项规定的“具体的诉讼请求”，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当然，当事人在诉状中列明案由有助于其准确选择竞合状态下的请求权，表明诉由，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准确确认其所选择的请求权。
《案由规定通知》四－4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非常明显，即使是当事人的原因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当事人也无申请变更之义务，变更案由完全是人民法院的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显然，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的是“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不是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案由，人民法院可以迳行变更案由。当然，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应指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不一致，且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能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情形。如果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虽不一致，但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能够支持或按过错程度部分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可直接判决支持全部或者部分诉讼请求（指赔偿金额按比例承担部分）。当事人如果对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和裁判结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诉。人民法院完全不必也不应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认同法院对法律关系性质的判断，并告知当事人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只有在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不同性质，譬如查明纯属于侵权法律关系，却主张解除合同、按合同赔偿等，按诉由（注意非指案由）亦即事实和理由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时，才须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否则直接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有违社会公平公正。因为案由是法律关系性质的浓缩和体现，要求当事人书面变更案由就是要求当事人改变其所认为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这不必要也不合法，至少是缺少法律依据。

　　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一个争议事实的法律关系性质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但是这种情形不能称之为“案由选择权的竞合”，案由选择不存在竞合。一个争议事实发生，上升为法律事实后，法律关系的性质也就确定，在发生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结合请求权即可确定案由，在不发生请求权竞合时，案由应当是唯一的。对于案由选择（亦即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的争议不应适用请求权竞合的办法进行处理，不应建议或要求当事人对案由进行选择。各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可能对同一事实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不同的认识，但应以人民法院的认定为准，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和裁判结果不服，可以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则予以维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不正确则给予纠正。人民法院完全不必在立案时一定要求当事人对案由进行选择，审理中也不必要求或建议当事人申请变更案由。